信息报告：过夜飞机的安全保障

[97] 但这不是教育，这是洗脑。

目前，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和领导的说法，而非规划和法律，已成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指导经济社会法治的明规则，民主、科学执政让位于权力者特别是一把手的执政。领导干部进党校听党课，立即就有法治意识，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一进入儒家传统占主导地位的官场，法治思维就让位于官场丛林法则与层层高压管制的规则现实。

这几类人存在于社会的许多角落，他们的存在说明国家和社会没有完全遵照法治的原则和要求办事。这种上行下不效、下行上不认的非对接法治模式，以及高官抓小案促进执法与小吏讲政治逃避职责的权力博弈现象，会损害法治一体化发展的土壤环境。但是表面的规则意识在很多场合演变成"认认真真走过场"，非规则的实体核心内容并没有真正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法治改革必须粉碎既得利益者的阴谋。调研和考核完后，地方是涛声依旧，而中央和部门的权威在不断的决策失误中一点点地丧失。

但如得罪数量较大的对象群，犯了维稳式错误，网民和媒体一旦关注，即使是依法决策和行政，初衷是好的，也无人敢保护，最终成为组织的替罪羊。也就是说，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者是最想保持体制和制度的落后性的。国家立法对职业自治的压缩可见一斑。

必要时大学也可以委请警察教育机构统一招考。然而，国务院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有关大学保卫工作及其组织形式、职权配置的规定，从而在保卫组织完全社会化的理念下，导致了大学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真空，也使得大学安全隐患重重。这既符合大学自治的内在治理构造，又是学术自由的必然要求。比如，根据英国1825年出台的的《大学法令》（Universities Act 1825），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有权任命20—30名警察（constable）并组建为校园警务大队（ constabulary）,警务大队的日常管理有学监(Proctor)负责。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校园交通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根据家宅权理论，未来的校园警察还应该享有从交警主管部门剥离出来的大学辖区交通安全的执法权，以便顺应汽车时代到来引发的冲击。国家公安派出所和大学内保组织二元并存的格局就此形成。

第一，我国有着文化、经济保卫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实际经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陆大学保卫部门事实上就是公安机关的特殊形态，有着安全治理体制转型的雄厚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基础。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无不在于国家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配置上的错位与失衡。并且该法第 3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于是，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破除国有企事业单位体制性特权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此，大学公共安全秩序的形成与维护机制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学术自由理论与实践的伦理基础和制度保障。最后，美国校园警察执法权的取得因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公立大学校园警察的执法权依照法律自然取得即属职权取得，而私立大学的校园警察的执法权要经过地方警察机关的考核并经过宣誓后才能授予即属授权取得模式。由于该案为学生居住自由、大学自治与国家警察权的关系等教育法制问题，提供了一个对话、讨论的平台与空间，所以引起了台湾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同时，校园警察有义务还应请求为师生提供安全护送服务。

大学的公安机构在业务上受上级公安机关管理，其他事务仍受大学当局的管理和领导，学校保卫部门的领导兼任学校公安机构的负责人。[15]（一）合署模式合署模式实质上基本承继和延续了1988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公安派出所实施办法的通知》中规定的大学安全治理体制。

阻碍校园自由探求真理风气可能性的最大化，将导致自由研究本身的萎缩。（三）建立校园警察制是弥合我国立法一元体制弊端的有效途径 [26]既然校园管理和教学秩序的维护主要由大学自己承担，属大学自治不可或缺的有机单元，那么，赋予大学规章特别是行政性规章相当的裁罚创制自主空间实属必要。

[32]2、美国的校园警察美国的校园警察（campus police ）肇始于, SPAN lang=EN-US1894年的耶鲁大学。2002年，牛津当地商人向国会议员申述牛津大学的校园警察对大学以外的社区居民无管辖权的主张得到支持，2003年后牛津大学校园警察行使权力的对象仅限于大学成员，并且其职权也受到了适当消减。家宅权源自民法上的物权理论，在公法私法二元分立的大陆法系国家，公法机构对其所管理、占有的土地及地上构筑物，不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等民法意义上的权利，亦享有公法上物的支配权。然而，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对学术事务基本规律的背反和社会自治制度特性的忽视甚或误读。1987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3项又明文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发生的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由所在地公安机关主管部门负责侦查，本单位保卫处、科积极协助。校园警察机构的设立及其警员的聘任辞退和薪酬支付，全部由校长和董事会依法决定，警察以法律的名义负责于校长。

[21]湛中乐主编：《大学章程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237，681，696页。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大学承继了驻卫传统，普遍采用驻卫警察作为校园治安管理的主体，大学驻卫警察的法律地位被法律所确认。

[27]智慧王国里，力量是无能的。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

我国《立法法》所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着特定内涵，大学自治规章只能纳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然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却没有处罚设定的权力。而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逻辑和立法精神，上述规定所涉事项都与公共秩序有关，其执法主体应该是法定的公安机关。

但是，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确立的前提下，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全面二元化改造实属不易。至此，警察权脱离了大学上收国家，部分大学尽管还有公安派出所存在，但其隶属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即已不再是大学的公安派出所，依附于公安派出所的有限警察权也随之从大学保卫组织中剥离了出去。故此，本文以大学自治理论为价值指引，通过对我国大学警察权运行的历史性回顾，在借鉴域外大学公共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寻求适合我国大学传统的理想校园安全治理模式。高校公安派出机构民警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高校党政领导也不得要求高校公安派出机构民警从事非警务活动。

2006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抽样选取台湾大学等21所国立大学、淡江大学等7所私立大学共计28所大学进行考察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施用驻卫警察制度的学校有24所，占考察学校的85.7%。[25]故此，在大学公共安全依赖警察权而大学自治排斥警察权的二难困境下，调处三者关系的最佳方案莫过于设置校园警察。

其二，在领导体制上，美国校园警察实行的是校长领导的独特管理体制。[11]参见宋慧宇：《公立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研究》，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以下。

因为就学术事项而言，大学的权威是道德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这些机构不能靠武力来统治，事实上他们除了在迫不得已时以开除威胁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权威。如此大学何以自主和自律呢？广而言之，《律师法》第40条第2款虽做出了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的自治分权规定，但根据2002年5月修订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第30条的规定，律协享有的最严厉的处分措施，也只是类似于大学开除学籍一样的取消会员资格。

因为，校园警察巧妙地实现了国家立法和大学立法的沟通与衔接。[38]四、我国大学安全治理模式的前景选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笔者以为，我国未来大学安全治理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确立以校园警察为主、以安保外包为辅的大学安全保障体制，即大学安全治理的核心事务国有化、警察化，大学安全管理的辅助事务社会化、契约化，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配合。[19]湛中乐主编：《大学章程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59，823页。（一）有限警察权时期（1949年——1991年）1、有限警察权的草创新中国的大学公共安全治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文化保卫的形式展现其鲜明制度特征的，大学保卫制度是我国单位内部保卫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在校内的刑事、治安案件，保护案发现场。2004年出台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令），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单位内保组织及其工作性质的行政法规，其行政法规的形式实现了单位内保组织的完全社会化，取消了内保组织的所有警察职权。

其二，组织体制和人员编制上。[10]我国大学保卫组织成立伊始一直是在学校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下开展隐蔽工作的，直至1958年9月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后，大学保卫组织及其工作职能才陆续公开

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公私法的划分相对比较清晰和简单。另外，行政法也不可能涉及全部经济关系，而经济法则涉及全部经济关系。